同样是小说创作，不同创作者的观察角度、思考方式与解答路径截然不同。单一固化的写作方法论，终究无法适配每位写作者的创作特质。

面对纷杂的信息洪流，写作者时常陷入困惑：

我们始终期待，能有一部作品跳出单一理论的局限，融汇多元创作理念，为写作者提供全面、立体、丰盈的创作滋养。

带着这样的思考与期许，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推出了品牌课程——“小说家讲堂”。

作为北京大学探索文学美育、提升学生写作能力的重要课程，“小说家讲堂”由文学讲习所所长、国际安徒生奖得主、著名作家曹文轩，与文学讲习所教授、茅盾文学奖得主李洱联袂主持，也是“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基金支持的系列讲座。课程特邀一众当代文学名家，结合自身的创作历程诚恳分享，从灵感落笔到人物塑造，从理性思考到实际的写作：讲小说是怎样诞生的；讲小说家是怎样炼成的；讲伟大的小说家究竟是怎么观察世界、理解人性、发现故事，并最终写出伟大小说的。

如今，这个燕园课堂的内容，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正式集结出版，成为每一位普通读者与写作者读得到的名家分享。

《小说家讲堂》

曹文轩、李洱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李洱曾谈及：

为了最大限度还原“小说家讲堂”中的对话性，增强读者的参与感，本书不仅汇编十三位受邀小说家在“小说家讲堂”上的讲稿，收录主编们的导读与点评，更精选讲演现场各位名家与学生的文学互动、思想问答。

精选讲演现场小说名家与学生的文学互动、思想问答

我们希望通过本书的出版，还原一个有广度、有深度、有温度，营养均衡的文学讲堂，打造一个人人可阅读、可思考、可参与的文学公共空间。正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美编老师藏于内封的彩蛋所表达的——这是一本为你而来的《小说家讲堂》。

关于《小说家讲堂》与文学写作的更多思考，曹文轩在本书序言中有着更为深切的阐发。

曹文轩

“小说家讲堂”是李洱主持、主讲的一门课，被邀请的知名作家会不断出现在这门课的讲台上，在北大是一门“热课”，常常爆满。授课数轮，影响力早已扩散到了北大以外的文学界、学术界以及其他高校。

这是北大课程史、教学史上不曾有过的一门课，它开创了一种新的课程类型。

主编李洱的导读

那么多的人（不仅有学生，还有老师、研究者以及校外“蹭课”的）之所以认同这门课，首先是因为这些被邀请来的作家都是非同小可的人物，是“大腕”，是“高人”， 是“智者”，是文学界的“台柱子”。一般人平时很难有机会与他们见面，当面聆听他们诉说自己的文学观。人们来听这门课，刚开始或许是出于仰慕，后来则是因为这门课的口碑了——都觉得听了这门课受益匪浅。希望自己在文学创作上能有所作为的很多人，都说听这门课太值了。

北大不缺与实际关联的理论课，也不缺那些高度理性化、一切观念通过演绎来呈现、专讲形而上观念而将“现实材料”搁置一旁的纯粹理论课。北大的“史学”，无论是关于哲学的、历史的还是关于文学的，都是一流的功夫。“史”和“论”方面的建树，北大“桥头堡”之形象有目共睹。

但北大少有“小说家讲堂”这样有温度、有强烈现实感、与创作实践密切相关的课程。

大多数情况下，北大的课都是将“我”隐藏了，甚至就不见“我”。学问是个人的，但做学问，特别是做那种纯粹、高端的学问，“我”常常是不介入的。越是学术性强的课，就越要将“个人经验”放在一边。做学问的人其实是很亏的，因为丰富的“个人经验”是不宜介入学问的，要达到学问的高度“纯化”就得舍弃“我”。那种黑格尔式的、康德式的学问，莫不如此。

而“小说家讲堂”的每一讲都是关于“我”——那个作家的，即那个作家的个人的人生经验、写作经验。当一个作家站在讲台上时，我们听到的并非“学问”，也并非“理论”，即便是学问也是具有浓重的个人色彩的“学问”，即便是理论也是他从个人经验推演出的独特理论。

北大——大学，必须做那种学问。这是和“殿堂”匹配的学问。它本就应当处在理性的塔尖。它是要引领人类的精神世界的。但现在看来，如果能有“小说家讲堂”那样的“现实性”课程，也许会使大学的课程变得更加多元化、立体化、合理化。这个越来越讲究“实际”，甚至越来越讲究“实用”的世界，可能也需要这样的课程设定。

作为一个既做学问又喜欢写作的人，尤其是那些将文学创作作为目标的人，选听这样的课，可能会觉得更有收获。

写到此处，我想起了那年冬天，一个最寒冷的冬天，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关于《巴黎评论》的研讨会。大家本可以在暖意浓浓的家中享受书本的温馨、红茶的热量，却因为这《巴黎评论》冒着严寒来到北大。我是这次研讨会的鼓吹者、推动者，它的召开与我有直接关系。我为什么推动了这次研讨会？因为在疫情期间我阅读了由“九久读书人”策划、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整套《巴黎评论》之后，总觉得收获甚大。我在心中认定，这套书一定会影响到我的学问和我的创作。因为我对这套书意义的用力阐释，各方面都被鼓动起来了，于是大家围绕这套书聚在一起，共享其美。

《巴黎评论》与“小说家讲堂”形式上不完全一样，前者是某个重要的记者或编辑与世界著名作家的访谈录，而“小说家讲堂”则是一个个作家的独白。相同之处则是，谈的都是著名作家的个人写作经验。

《巴黎评论》的作家访谈，可能是文学史的重要资料。一向喜欢从趣闻轶事中看出文学史演变脉络的勃兰兑斯可惜早走了，不然他还会写出一套《20世纪文学主流》，而《巴黎评论》一定是他的必读之书，因为在那些作家的散漫言谈中隐藏着他看重的文学秘密和文脉流传。

那些访谈生动呈现了文学圈的生态图景：作家写作的不同动机，作家各各不一的写作习惯与怪癖，作家之间的互相崇敬或互相不屑一顾；同是伟大的作家，文学观与艺术趣味却有天壤之别，一个人将某个作家、某本书奉若神明，另一个人却视之如尘埃；作家与时代和时尚的激烈冲突，作家对读者的迎合与拒绝；讲述圈内八卦，却透着不凡的艺术见解，发出了意味悠长的文学感叹……我觉得，一个作家读到《巴黎评论》，很可能从中获得上佳的写作素材，这就像日常生活中两个作家聊天，各自从对方的聊天中收获了创作素材一样。我至少从《巴黎评论》中获得了四五篇短篇小说的素材。因为，他们都在谈他们的生活经历与故事，而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小说的材料。那些未被他们使用、发展的动机现在完全有可能被另外的作家使用、发展而创作出难得的小说和诗歌。对于我而言，我还收获了大量可以用于阐释我社会观、文学观的学术资料或佐证。

当然，最大的收获，还是这些作家关于文学写作的经验之谈。这些经验之谈往往几句，但它们对一个作家的意义，是几本关于文学的学术著作都不能给予的。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些经验之谈弥足珍贵，看到这些地方会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痛快与顿悟。斯坦贝克有段话，他好像连自己都说不清楚了，但我看到这段文字时，随即修改、调整为文学的几个境界。第一个境界是：一个男孩追一只蝴蝶来到了山顶上。第二个境界是：一个女孩追一只蝴蝶来到了山顶上。第三个境界是：一个男孩追一只蝴蝶与一个女孩相遇在了山顶上。第四个境界是：一只蝴蝶追一个女孩来到了山顶上。德国作家伯尔一段关于语言与存在之关系的话，其实是语言哲学的哲学命题。他对语词的理解超出了从前作家仅仅在“修辞”意义上看待语词的层面。他说：“在每个词的背后都有一个隐藏的世界，一个用想象力构建的世界。事实上，每个词都有一段记忆的包袱，这不仅是对一个人，也是对全人类而言的。比如说‘面包’这个词，或者‘战争’，又比如‘椅子’‘床’或者‘天堂’，在每个词的背后，都是一整个世界。我想，很多人把语词当成一些可以随意丢弃的东西，而没有感受到语词背后的重任。”这种有关文学写作的经验之谈比比皆是。

凡听过“小说家讲堂”的人，大概都会有我看完《巴黎评论》之后的感受吧？

一句经验之谈给你的收获，有可能抵得上甚至超过一部洋洋数十万言的文学理论著作。有句经验之谈叫：有话则短，无话则长。一说是汪曾祺先生说的，一说是林斤澜先生说的。那年在京西宾馆开文学方面的会议，两位先生喝茶聊天，我就问他们这句话是谁说的，他们笑而不答。我心想，算了，就别管是谁说的了，只记住这句话好了。心领神会了，真想跟金圣叹学舌：妙！

听“小说家讲堂”的人大概不时会有茅塞顿开的感叹吧？

我想，这本书的出版，一定会让更多的人有茅塞顿开之感。

2026年5月25日夜十一点半于橡树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