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已成为我们与世界、他人、自身记忆与想象的接口，正如电和内燃机在20世纪早期的作用一样，软件在21世纪早期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又是否可能以软件为方法，去关照、反思和介入我们此在当下的文化和生活？

具体到新媒介文艺研究和评论，新媒介给文艺带来了新的形式，其中大部分与“软件”密不可分。新媒介归根到底要在软件提供的环境中呈现。媒介被如何感知和认知、创造和编辑，能够做什么，可以是什么，这些问题都直接与浏览、播放、编辑和输出它的软件密不可分。“媒介是什么”和“软件是什么”已是两个休戚相关的问题。那么，软件在何种程度上，形塑了数码媒介环境的底层逻辑，这个底层逻辑又如何影响到新媒介艺术的形式和语言。最终，社会和文化又如何通过作用于软件，悄然改变我们今天的生命经验及其文化表征？

6月12日上午，“新媒体文艺评论为什么要关注软件？——数码媒介环境的底层逻辑”专题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举行。研讨会发言真诚，讨论热烈，成果丰硕，洋溢着青春气息。

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举行

本次研讨会围绕秦兰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的新书《编码日常：大众软件批判》展开，与会专家就如何认识大众软件、大众软件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下如何进行大众软件批判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期为新媒介文艺研究和评论拓展新的维度和可能。

《编码日常：大众软件批判》样书

《编码日常：大众软件批判》一书的作者秦兰珺首先做主题发言。她提出了两个核心议题：新媒体文艺评论为什么要关注软件以及软件是否能并如何拓展新媒体文艺评论的向度。关于前者，她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一是媒介研究为什么转向软件研究；二是软件转向后，媒介是什么；三是媒介转向有何方法论上的意义。

《编码日常》一书在绪论中引入了软件研究的相关理论，其中马诺维奇（Lev Manovich）是一位重要的理论家。在研讨会上的发言中，秦兰珺也重点介绍了马诺维奇的研究及其启发。马诺维奇通向“软件研究”的道路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为了理解新媒介，我们要转向软件。由图像的形式是什么这个核心问题出发，他从研究艺术语言到研究软件机制，再到研究平台逻辑以及现在最新的AI生成算法，一直紧随时代变化，把“形式在哪里，我们就把分析做到哪里”贯彻到底。

那么软件转向之后，媒介是什么呢？马诺维奇在《软件说了算》一书中对新媒介时代的媒介重新做出定义：媒介=算法+结构。换言之，软件模拟的媒介，在本质上不过是数据结构和一系列算法的结合。但是在用算法和数据结构去定义媒介的过程中，二者内在的预设也会悄然改变我们对新世界的感知。

关于媒介转向的方法论，秦兰珺引入了另一位理论家富勒（Matthew Fuller）。与马诺维奇从媒介研究走向软件研究不同，富勒的出发点本身就是软件。富勒主张“为了批评软件而诉诸文化”，认为软件本就是计算逻辑与文化逻辑相互结合、融合与妥协的产物，为了一种更加成熟的软件批评，我们需要在逻辑计算问题之外多考虑社会文化问题。秦兰珺笑言，“就像是理工男和人文男拥抱在了一起”。

在发言的最后，秦兰珺从自身研究出发，提出了两个新问题与大家探讨：技术逻辑在网络文学或者新媒介文艺的研究或评论中应该占据什么位置？它本身如何作为一个行动源，与其他各种因素进行丰富互动？随后，各位与会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对秦兰珺的新书及相关议题的看法。

秦兰珺进行主题发言

如何进行大众软件研究？

在繁杂的理论与变换的现实面前，如何进行大众软件研究，是值得注意和反思的问题。

蒲波（《中国艺术报》记者）首先肯定了秦兰珺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清醒的批判意识，认为《编码日常：大众软件批判》一书打破了她对人文研究的刻板印象，使用了兼具科学性、说明性和描述性的学术语言，建立起独特的文体文风，“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证明了中国人文学者跨学科的能力和潜力”。与此同时，她也指出，书中对异化理论的使用有前后脱节之处，提醒大家“学习各种各样前辈理论的时候，并不是说要依样画葫芦，而需要了解每一种理论产生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它的思维本身又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去改进”。最后，她勉励青年学者：“后浪有后浪不可比拟的优势，因为它本身就处于新事物当中，被新事物包裹着，后浪处理前沿新生内容的时候绝对比前浪有更好的发言权。”

蒲波：“后浪有后浪不可比拟的优势。”

耿弘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讲师）表示，硬件是实存的物质，软件则是一系列指令的结合，后者是柔软、流动的，做软件研究时也要注意把握这种流动性，不能把软件研究硬件化，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强行将理论嵌入文本。在他看来，“软件领域的变化太快了，人文学科的论文有没有可能像自然科学理论一样，这也是一个任重道远的未来化的问题”。

耿弘明：“不能把软件研究硬件化。”

傅善超（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回应了蒲波关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观点，认为秦兰珺使用的“异化”理论来自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延伸与发展，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放在今天看明显有问题：对马克思谈得还不够，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有误解。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劳动边界不断外移，模糊了生产与再生产的区别，但是“无论我们日常消遣有多么被劳动化，其实它终归是再生产活动，永远和产业资本主义这套生产方式下的劳动不一样”。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区分了生产性的劳动和非生产性的劳动，前者与剩余价值挂钩，后者则不直接生产价值，而是服务于流通领域的消费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被劳动化的休闲或者游戏事实上是非生产性的，最多服务于广告部门，与消费社会的形态息息相关。因此，傅善超指出，在使用异化理论进行大众软件研究时，还应注意加强对政治经济学的关注和理解。

傅善超：“无论我们日常消遣有多么被劳动化，终归是再生产活动。”

针对秦兰珺的研究，王玉玊（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首先从自己的真实体验出发，提出了“如何处理软件使用的个人经验和公共经验之间的关系”问题。王玉玊自己是“对PPT爱得深沉的人”，所以对PPT的关注点就与书中有很大差异，可见软件的使用体验是非常私人化的，因此怎么平衡诸种不同的观感就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除此之外，《编码日常：大众软件批判》一书认为，传统书写的人格性、创造性可能被计算文化的系统性、模块性所减弱。王玉玊对此持不同意见，她指出，“无论是数码人工环境，还是此前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文学传统，它们本身都有很多系统性、现实性的因素，人类的创造性从来都是在以这些系统性、现实性前提为基础和约束的条件下发挥出来的。”举例来讲，程序员写程序时可以呈现出个人风格，用户选择调整滤镜时也保留着个体的审美，在软件的使用中其实也处处涌动着平凡的创造力；反过来说，“要求人类具有高度的原创性和反思性是否过于苛责了？”

王玉玊：“如何处理软件使用的个人经验和公共经验之间的关系？”

教鹤然（《文艺报》社评论部编辑）则梳理了自己在阅读《编码日常：大众软件批判》一书时最关心的问题：研究技术、研究媒介的最终立场是什么？我们是要研究技术本身，研究不断更新迭代的东西，还是研究技术的使用者、研究人本身？例如，滤镜下的审美导向，是先有这样的审美趣味，还是先有这样的滤镜技术？底层逻辑是什么，是互相成就还是互相影响？这是研究者要考虑的问题，也是读者要考虑的问题。

教鹤然：“研究技术、研究媒介的最终立场是什么？”

大众软件如何影响人和人的生活？

与会专家从自身的日常生活经验出发，结合常见的大众软件，围绕大众软件如何影响人和人的生活进行了深入研讨。

高寒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网络文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分享了阅读本书的感受，认为表格一章（第一章第三节）的研究与亚文化内在相通，处理的正是游戏的底层逻辑。在真实生活中，人只有生和死、0和1两种状态，但是放在游戏中，从生到死的过程则可以被数值量化，这使她意识到游戏的底层逻辑就是算表的结合。

高寒凝：“游戏的底层逻辑就是算表的结合。”

王鑫（山东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则对书中所讨论的控制的自然化深有同感。她认为，我们处在跟着技术跑的环境里，这多少令人无奈，但是一个软件下来了，无论我们怎么用、要不要用，都“一定要进入一个现场充分挖掘出来你的体验”。

王鑫：“一定要进入现场充分挖掘体验。”

薛静（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讲师）表示，在阅读此书之后，她对生活中的很多现象有了重新的观察，比如微信运动、蚂蚁森林等小程序，扫雷、纸牌接龙等电脑游戏，以及P图与大数据杀熟等。她认为这些都是双向化的过程，向上管理和向下管理同时存在，所以在规则或者软件编码的基础之上，人们也能够反过来利用规则，例如将商品加入购物车但迟迟不付款以获得系统发放的优惠券。不过“最精准的规则的利用是在粉丝领域，粉丝们对于各种社交平台如何计算权重都有独特的考量”。

薛静：“向上管理和向下管理同时存在。”

自封为“互联网女工”的韩思琪（快看世界科技有限公司内容策略架构师）同样对书中的批判感触颇深。她表示软件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已经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她对这些工具也产生了很深的依赖，比如飞书的在线记忆解决了数据容易丢失的问题，电子表格、word等工具就可以帮助使用者整理逻辑等。同时她也指出，尽管大家反感流量、资本和算法，认为大数据使人文思想黯然失色，但其实大数据的背后还是人，它不仅要统计，更要通过数据来捕捉使用者的行为逻辑，从而推测出用户的兴趣所在，实现精准生产与投放。

韩思琪：“大数据的背后还是人。”

数字劳工与消费主义

在大众软件之外，各位与会专家也从自己的经验和思考出发，进一步讨论了数字劳工与消费主义的问题，碰撞出激烈的思想火花。

王玉玊表示，“数字劳动”的概念一直是她非常困惑的点。在她看来，“数字劳动”其实并非劳动，而是一种金融产品，导向最终消费。所有的“数字劳动”，比如通过看广告免费阅读，最终目的都是让人消费。这个消费预期可能被打包成所谓的“流量”或“用户”再加以转卖，“与做期货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肖映萱（山东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也赞成王玉玊的观点。她提到，从前传媒一直认为贩卖的是注意力，但随着广告算法越来越精准，没有购买能力的用户会被排除在外，可见被真正加以贩卖的不是宽泛的注意力，而是更精准的消费能力的预期。

肖映萱：“被真正加以贩卖的是更精准的消费能力的预期。”

邵燕君特别提醒大家，我们做文化研究要针对中国当下的现状，不能盲目引用西方理论，比如中国网络文学的批评就不能直接引用数字劳工的理论。谈及消费主义，她指出，爱好者经济时代，中国读者第一次获得消费者权利，这本身是一个进步，不能无视这个阶段的快乐直接转入批判。“一个从小在匮乏经济中长大的人对消费主义不一定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没有免疫力。这个问题是复杂的，也是变化的。”

秦兰珺也认同这一观点。她曾研究过以老年人为主要用户的“小年糕”平台，并试图理解老年人对保健品的消费欲望，她认识到：“了解老年平台经济，让我反思我们对这样一个群体太不了解了，因为我们有一天也会成为他们。不能老站在一个精英的视角去批判他们。”

邵燕君：“做文化研究要针对中国当下的现状，不能盲目引用西方理论。”

在充分表达观点、思想激烈碰撞后，研讨会在愉快的气氛中接近了尾声。饶翔（《光明日报》高级编辑、文荟版副主编）、孙伊（《文艺研究》杂志社编辑）、拓璐（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李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讲师）、吉云飞（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助理教授）、樊迎春（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讲师）等与谈嘉宾纷纷表示今天的研讨会打开了研究视野，使自己受益良多。邵燕君教授希望大家将来多多聚会：“大家一起做有意义的事。不管环境怎么样，我们自己还是要有美好的精神生活。有趣的灵魂在一起玩耍。”

饶翔、孙伊、拓璐、李强、吉云飞、樊迎春

本次研讨会由北京评协新媒体文艺评论委员会、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共同主办。会议由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副所长、北京评协新媒体文艺评论委员会主任邵燕君教授主持。北京评协驻会副主席、秘书长赖洪波出席会议。（勘误：文中肖映萱的部分实为薛静发言。）

邵燕君、赖洪波与本书作者秦兰珺合影留念

与会人员大合影

撰稿：鲁沛怡

摄影：陈晓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