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21日下午，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学术对话活动。本次对话以“巴别塔对话：中国当代小说在瑞典的译介与接受”为题，与谈嘉宾包括瑞典著名汉学家、文学翻译家陈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著名作家、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李洱，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辉。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副教授樊迎春担任主持人。

活动伊始，樊迎春介绍了本次活动以“巴别塔对话”为题的意旨。她指出，巴别塔的隐喻一般指向语言的分裂与沟通的隔阂，但差异之中恰恰蕴藏着意义持续生成的空间，也为文学的相互阐释、彼此激发提供了可能。翻译从来不是单一语言的简单搬运，更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协商、互相激发的过程。中国当代小说进入瑞典语境，既是进入另一套文化系统，也是在接受新的市场评价机制与文学生产逻辑。今天的对话不是为了展示中国当代小说的海外译介成绩，也不是要寻找一个阐释中国当代小说的标准答案，而是做一次开放的讨论：文学在跨语际旅行的过程中，究竟是损失更多还是创造更多？我们能否将误读视为新的意义生成的过程？

主持人樊迎春

对话首先从陈安娜的翻译实践展开。作为译介超过百部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家，陈安娜坦言自己的翻译之路上充满了偶然性因素。大学毕业后，她曾有数年搁置了中国文学的翻译工作，但在一次买菜途中，她偶遇相熟的出版社社长，两人在聊天之中谈及阅读莫言《红高粱家族》与《天堂蒜薹之歌》的经验，都十分欣赏莫言的创作，她便正式开启了对莫言作品的翻译。她也谈到，自己早期翻译的作品大多出于个人审美偏好，近年则更多受出版社邀请翻译已购版权的作品，尽管未必都符合个人兴趣，但在翻译过程中会逐渐与作品建立联结，随着对文本理解的深入越发认可作品的价值。

陈安娜发言

李敬泽同样对文化译介中的偶然性深有感触。他认为，如今人们凡事都追求精准可控，但文学生产与文化传播恰恰充满了不确定性。真正获得海外关注的作品，往往并非来自事前的精心规划，“鸡有鸡路，鸭有鸭路”，文化的生命力蕴藏在自发的生态之中。重要的是维持活跃、多元的文学生态，让不同的作品都拥有生长的空间。这是一件水滴石穿的事业，需要长期的耐心与积淀。莫言作品能够被瑞典读者熟知，最初竟始于一次菜市场的偶遇，正是文化传播最生动的注脚。

李敬泽发言

随后，嘉宾以李洱作品《花腔》的瑞典文译介为核心案例，深入探讨了翻译中的创造性转化问题。李洱高度认可陈安娜将“花腔”译为瑞典语中“Falsksång”一词。“花腔”是西方声乐概念，在小说中暗含油腔滑调、言不由衷的复杂意涵，“Falsksång”在瑞典语中便有“走调、唱错”的含义。李洱也提到，《花腔》在不同国家的接受差异极大，有些国家认为作品精准触及了本国的历史经验，仿佛专为他们而写；另一些国家的读者则觉得与自身经验距离较远。

李洱发言

张辉则从比较文学的视角进一步探讨了翻译的“可译”与“不可译”的问题。在他看来，学者可以回避不熟悉的问题，但翻译家必须直面所有文本——无论是“花腔”这样内涵复杂的词，还是《应物兄》书名里“应物”一词的哲学内涵与“兄”字的社交尺度，都无法在目标语言中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达。翻译必然伴随意义的损耗，但也必然催生出新的理解与意义。

张辉发言

陈安娜结合她对《生死疲劳》《我不是潘金莲》等作品的翻译经验，分享了处理专有文化概念的方法。对于一些难以直译的概念，她有时会采用意译的方式，例如《生死疲劳》的瑞典文书名，被意译为“西门闹的七重生命”。而像《我不是潘金莲》这类包含文化典故的书名，各国译本差异极大，英文、法文各有侧重，瑞典文则借用了“诉讼、上诉”的相关词汇，传递作品的核心情节。

随后，对话进一步延伸到中国当代文学海外接受、文化差异、理解与误读等深层议题，嘉宾与主持人进行多轮互动对话。李敬泽指出，文学固然重要，但也不必过度放大其“介绍国情”的功能。在网络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了解一个国家有无数途径，早已不需要依赖文学作品获取信息。文学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传递信息，而在于提供独特的认知世界的方式。正如卡夫卡、马尔克斯的作品，它们核心的价值不在于反映奥匈帝国或哥伦比亚的现实信息，而在于提供了全新的认知路径，重构了人们理解世界的底层逻辑。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最终要贡献的就是这种具有独特性的认知。

张辉则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补充道，理解本身就是一种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人都身处“被翻译”的状态。中国文学被译介到瑞典，也必然会参与塑造瑞典读者对中国、对世界的理解。巴别塔的隐喻不在于强调隔阂，而在于展现建造与沟通的过程——尽管语言不同，但人类共通的精神经验始终能够彼此呼应。

李洱则援引博尔赫斯的观点，重新审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人们总认为各国的代表作家是最具民族性的，但事实上，莎士比亚身上缺乏英国人典型的含蓄幽默，塞万提斯也不符合大众对西班牙人的刻板印象。伟大的作家往往与本民族的固有性格构成紧张关系，也正因如此，他们才能突破地域局限，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共鸣。正如塞万提斯参与塑造了后世对西班牙的认知，优秀的中国文学也会重新定义世界对中国的理解。

陈安娜则提供了来自瑞典文化语境的真实观察。她提到，曾有瑞典读者觉得中国50后、60后作家的乡土题材小说与自身城市的生活经验差距过大。但她后来发现，这是时代的差异，而非文化的差异。瑞典20世纪30、40年代作家笔下的农村生活与乡村青年进城的经历，与中国作家的书写几乎如出一辙。而在翻译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时，自己曾前往中国东北采风。她惊奇地发现，鄂温克族的生活环境、部落布置、生活器具，都与瑞典萨米族的文化高度相似，连存放饮品的树皮罐都几乎一模一样。在看似陌生的经验里，我们总能发现跨文化的共通之处。

对话结束后，现场观众围绕翻译实践与文学接受踊跃提问，有同学关注到了方言作品的翻译难题，还有同学问及了《花腔》中人物语气的差异化呈现。与谈嘉宾逐一进行了解答，活动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互动提问环节

嘉宾合影

摄影：齐欣欣

撰稿：陈晓彤

编辑：鲁沛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