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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讲堂·陈建功演讲:文学:分享人生的腔调
时间:2026/10/15 信息来源: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 编辑:鲁沛怡

2026年10月13日,著名作家陈建功做客北京大学“小说家讲堂”,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场题为“文学:分享人生的腔调”的讲座。本次讲座是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系列讲座第二十八讲,由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李洱教授主持。

讲座开始前,李洱教授向同学们介绍了陈建功的创作历程与文学成就。陈建功出生于1949年,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李洱指出,这一代作家的成长与创作始终与共和国历史紧密相连,他们既深受时代的塑造,也在创作中不断反思、克服、超越时代的印记。如何理解他们的作品与共和国历史之间复杂的对话关系,是当代文学史研究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李洱特别提出了“知青叙事”这一概念:相较于“知青小说”或“知青文学”,“知青叙事”具有更广泛的内涵,既包括文学创作,也包括政治、文化领域的言论与书写;其主体也不限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还包括陈建功这样曾在京西煤矿工作的青年群体。李洱认为,从早期的《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到“新京味文学”的代表《鬈毛》《找乐》,陈建功的作品以游离于“知青小说”的姿态,极大地丰富了“知青叙事”的空间。

李洱指出,陈建功最新的非虚构作品《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更是为研究共和国同龄人的精神生活、知青叙事及中国当代文学史提供了重要文本。在李洱看来,这部作品突出的特点之一,是陈建功独特的语言才华。作品将怀旧与期待、抒情与反讽、优雅与质朴、悲剧与喜剧、悲悯与自嘲、民间与庙堂融于一体,形成了一种极具辨识度的文学腔调,也提供了一个极为特殊且深刻的回望青春、回望共和国历史的角度,呈现了陈建功式的“见证性”的书写。书名中第一人称单数和复数之间的转换也具有丰富意涵。李洱认为,陈建功写的是“我”度过的卑微的岁月,同时也是“我们”每个人在不同时期可能已有、或者将有的卑微岁月;“我”不是要你爱“我”,而是要你把“我”作为“我们”中的一个,把“我们”中的每一个都当作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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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洱教授向同学们介绍陈建功

陈建功随后开始演讲。他首先厘清了“腔调”的本意:所谓“腔调”,其实就是作家的创作风格;而“分享人生的腔调”,本质上就是作家如何呈现自己所领略的人生,如何通过独特的语言和叙述方式展示他所理解的世界。围绕“作家的文学腔调如何养成”这一核心命题,陈建功结合自己的文学人生与创作思考,提出了四个维度的思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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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功在“小说家讲堂”

首先,独特的人生体验是风格的根基。陈建功回顾了自己的生命轨迹。出生于广西北海的他,童年时与父母分离,后来随家人来到北京求学,1968年开始在京西煤矿工作,当了近十年采掘工人,1977年高考恢复后考入北大中文系,毕业后进入北京作协成为专业作家,后又调入中国作协工作……这些丰富而曲折的人生经历,构成了他理解社会、观察人物和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基础。他特别谈到了矿山岁月的磨砺。煤矿工人的生活虽然艰辛,他们却善于用喜剧的方式处理悲剧,常常以调侃和戏谑的方式应对沉重的现实。后来,他作为作协专业作家在派出所体验生活时,也从基层民警和普通市民的言谈举止中感受到了同样的生命韧性与幽默感。这种从底层浸润而来的悲喜剧交融感,成为了他创作风格最初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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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功作品《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8月

其次,文学腔调的成熟,离不开从单纯的“描写人物”向“理解人性”的升华。陈建功指出,随着创作经验的积累,他对笔下人物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逐渐从人物素材的积累走向对个体命运的悲悯。他回忆到,自己早年阅读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时曾深受启发。夏志清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显得肤浅,是因为作家只把同情放在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身上,却不知道那些施加压迫与剥削的人本身也值得同情与剖析。这一论述改变了陈建功处理生活经验的方式。面对那些曾经让自己感到困惑、甚至产生抵触的人物,他开始尝试理解他们的局限与处境,并以悲悯的态度呈现其命运。

在语言风格与节奏的养成上,陈建功引用曹植《与杨德祖书》中的名言“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强调了深入民间生活的重要性。陈建功回忆道,汪曾祺先生曾告诉他,自己小说的语言节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晚明小品的学习,但陈建功指出,除了向书本学习,向地域语言和民间文化学习同样至关重要,例如老舍先生在《茶馆》中对京味语言的极致运用,就来自于他对北京话与北京文化的提炼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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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人性的理解与语言的汲取,艺术表现上的突破同样至关重要。陈建功通过民国时期画家刘海粟因画裸体而被骂为“艺术叛徒”的故事,指出作家的腔调不能固步自封,必须敢于突破常规,具备“艺术叛徒”般的破局勇气。他以李洱的小说《花腔》为例,称赞其展现了打破传统历史观的叙事魅力。陈建功也提醒到,任何新形式的探索都要以言说的魅力为旨归。80年代文坛曾兴起“文学就是文体的颠覆”这一观念,陈建功早在1985年的演讲中就预警:必须追求成功的文体颠覆,否则作家就会被读者颠覆。

谈及自己最新的非虚构作品《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陈建功坦言,这部作品早在1996年就开始动笔,最初名为《18岁面对侏罗纪》。不过在创作初期,他觉得作品依然是“青春无悔”的老调重弹,隐隐约约有一种“精神教主”的心态。经过三十年的岁月淘洗与沉淀,他才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叙述腔调,选择将小说与非虚构融合,以“艺术叛徒”的胆量去寻找一种诚实、有趣且个性化的言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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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阐述了风格养成的路径后,陈建功也结合文学史与自身思考,提醒青年写作者要警惕两个常见误区。一是“把毛病当成了风格”。这也是歌德在《歌德谈话录》中提出的观点。有些写作者脱离了艺术的内在要求,不见了心灵的诚实和创造性的展现,反而将矫揉造作、刻板偏狭的缺点误认为是自己的独特性,这实际上是缺乏自我反思的表现。在90年代小说集的自序中,陈建功就曾以“风格这个害人精”为题,反对创作者“为风格而风格”的刻意经营。二是“缺乏对理论的质疑态度”。他指出,如果作家在创作时不加反思地接受花样百出的热门理论,缺乏对理论的批判性审视与独立的生命体验,反而会导致文学风格的迷失或者同质化。创作与理论实际上是互相提升的,真正的风格绝非理论的灌注,而是个体生命在现实土壤中自然长出的枝叶。

在互动环节,现场同学就“如何辨析比较汗牛充栋的出版物”“如何寻找自己的创作腔调”“如何管理写作素材”等问题踊跃提问,陈建功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逐一给予了细致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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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互动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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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洱老师与陈建功老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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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结束后,陈建功老师为同学签名

摄影:邢隽雨

撰稿:鲁沛怡

编辑:鲁沛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