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4日，瑞典著名作家、翻译家万之（原名陈迈平）做客北京大学“小说家讲堂”，为同学们带来一场以“文学：裂变和聚变”为题的讲座。本次讲座是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系列讲座的第二十讲，由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李洱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李洱教授向在场师生介绍了万之的文学背景与成就。他指出，万之是知青一代作家，研究生毕业后曾留校任教，后远赴挪威奥斯陆大学攻读博士，后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执教，并长期主持《今天》杂志的编辑工作。此外，他还与导演陈凯歌合作创作了电影《孩子王》。万之亦是一位成就卓越的翻译家，曾翻译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的经典作品《尼尔斯骑鹅历险记》，并于2015年荣获瑞典学院翻译奖。在新时期、新时代文学史上，万之先生对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对中外文学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万之随后开始演讲。他首先回顾了自己家人与北京大学的渊源。他的外公是常熟市首位考入北大的学子，后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教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曾担任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他的大伯亦毕业于北大，曾在浙江大学工作，父亲则是复旦大学的教授。万之对能与北大同学们进行交流感到十分开心。

万之首先谈及上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他指出，这一文学现象可视为一种隐喻：正如一棵大树由根而生，不断向上生长、分枝，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亦是同一模式，却在历史中不断分裂，衍生出诸多教派。与之相对，东方文化则更似一个水系——从昆仑山的一脉细流，逐渐汇聚为滔滔江河，呈现出百川归海般的融合态势。他引用《论语》中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表述，认为这生动体现了东方文化“水系模式”的典型特征。无论是佛教、基督教，还是其他外来思想，都如百川入海，被中国文化所吸纳与融合。他进一步认为“寻根文学”更适合的名称应该是“寻源文学”，此处的区别也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区别。万之进一步借用物理学中的“裂变”与“聚变”概念作比，指出核聚变释放的能量远超核裂变，但这并非意在断言东方文化优于西方，而是强调二者各有其功能与价值，并无高下之分；不过，东方文化中确实蕴含着更为广阔的可能性。

随后，万之介绍了“场有哲学”（the Field-being Philosophy）的核心观点。“场”可理解为环境与关系的总和，而“有”（即西方哲学中的“being”，通常译为“存在”）则是西方哲学长期关注的核心概念。场有哲学主张，“场”决定“有”，任何“存在”都必须在特定的“场”中才能确定其位置。“场”是包容性、整体性的概念，而“有”则偏向分裂与个体。万之指出，西方文化历来更重视“有”，从亚里士多德到存在主义哲学，无不围绕这一概念展开探讨；而中国文化则更注重“场”。例如，西方强调个体独立，而中国文化中人的身份往往需在关系网络中确立。他以王维诗句“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为例，指出该句的妙处在于动词“见”与“闻”的主语不明，从而营造出朦胧的诗意，而英语因受主谓结构的限制，其十八种英译版本均难以完美传达这一意境。

万之进一步探讨了人们在理解与处理不同结构时的思维方式，强调在社会发展中个体与整体各自的价值，并指出二者之间的对立在某些情况下实无必要。他举了硬币与纸币两套不同货币系统的例子来解释这一观点，硬币是分裂的个体，纸币则更接近于聚合的整体，两者虽然不同，但却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货币流通体系。他还分析了《今天》杂志一些诗人声称“文学就是表现自我”的宣言，认为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此类文学观具有其合理性，但也对其局限性进行了反思，指出它难以涵盖文学的全部意义与功能。

讲座结束后，在场同学围绕文学能否重建整体性、语言如何更精确地表现现实、寻根文学的本质、存在与场的关系等问题踊跃提问，万之一一予以细致解答。最后，李洱教授总结道，万之的讲座兼具思想的深度与启发性，为我们的学术思考与创作实践提供了有力的借鉴。整场讲座在热烈而愉悦的氛围中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