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自2022年秋季学期开始，先后开设小说家讲堂、诗词格律与写作、现代诗讲堂、典雅应用文写作、小说鉴赏与写作、新媒体创意写作、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等课程，致力于创意写作人才的培养和校园文学氛围的提升。不少选修小说家讲堂、小说鉴赏与写作的同学在期末完成了相当精彩的小说创作，目前已有5篇优秀作业获得在著名期刊上发表的机会。本期推出外国语学院朝韩语系张芷涵、国际关系学院杨璇的作品，她们的小说由李洱老师撰写评论，发表于《十月·长篇小说》2024年第2期。感谢作者和《十月》授权本公号转载。
斯人（节选）
杨璇
文洋在厨房里包清汤小包，馅儿是牛肉末、鲜蘑和剁碎的煮鸡蛋，又将雪柜里浸好的牛肉拿出来同姜、杞子、滚水一起炖了。要卷火腿的时候，门铃揿响了，锐利得直钻到人耳朵里，想来是汉斯在外候着。
黄昏时道边的鸡毛小树映着天光，压成黑色的影子，倒是尖刺的声音让屋子被划亮些许。拉开门一看，一个夏天过去，似乎也长开了些，一张窄圆的脸晒出金红色的斑，笑起来一口乱牙。身量虽高，却浑然一副孩子气。除了这对极蓝的眼睛，很难从他脸上寻到伊丹姆姆的其他痕迹。文洋端上最后一盘苹果派，把餐灯捻开，于是玻璃上那些粉红的、翠绿的、惨白的广告牌的倒影都一下子淹没进橘红的灯光里，只剩下街巷中来往的道奇改装车[1]呼隆隆地响，车厢上恢宏地漆着“一九五零 物美价减”几个字，为商家在感恩节那天的销卖做准备。
汉斯围着铜边方桌坐下，道：“知道文洋姊将要生产了，我才特地亲身走香港一趟。在南京待得久了……”他一手支在下颌处，想了一想，大约是抓不到一个妥帖词来形容，片刻道：“待得久了，人发昏呢。说起来，永旭兄，过半月便是我姨母的祭日，到时咱们再一同往南京去悼她，好不好？”我只一面笑着，心里却不得不承认，蹉跎岁月，十三年过去，伊丹姆姆于我只剩下了个模糊的淡影。
她留给我最后的记忆是黑洞洞的小房间和一盏微亮的油灯，在墓一般的静寂中她似乎摸了我的头。于是自那一刻起，南京城死去了，炮火轰然落响了。
那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底，长通圣母修道院还没有移址，秋后热气一散，男孩们蹬上新换的布鞋，在木楼梯上踩出一段急鼓凌乱的声响。伊丹姆姆晃着笨重的身躯从祭堂跑出来，低声喊道：“安静！安静！”然而我们无暇理睬，互相推搡着一股脑挤进阁楼。我被挜到楼梯边上，手里攥着一张字迹半洇的纸条子：
厉先生。
厉先生要来了。
我踮着脚往下看，陶儿姐正站在长桌旁，摆弄桌上团凤纹花樽中挑出的一束深粉色月季。男孩们嚷嚷着，木梯吱吱呀呀叫着，但在这嘈杂中我分辨出厉先生车子的马蹄声愈来愈近。停了。有人下车。伊丹姆姆出去与他攀谈。是个很温和有礼的年轻男人的声音。陶儿姐站起身，把头巾捻到后面去，道：“厉先生，路上还顺利吗？”
同我们这些被父母送进修道院的孩子们不一样，陶儿姐是本地有名绢织商人的女儿，家中兄弟姐妹五个，十六岁那年要被她父亲转送给某男人家，以换得转口贸易的机会。此事未落槌时，她卷走铺盖荷包跨越半个金陵，跪求伊丹姆姆收留。半月后父亲拎着火铳来找她，伊丹姆姆吓得脸色青苍，然而女儿却在铁栅栏里道，我已经嫁给耶稣了。又冷笑一声：您就当我死了吧！次日，她领了伊丹姆姆取的教名，并发初愿，做了修女。
那晚的长桌上做完谢饭，陶儿姐给厉先生斟上薄薄一层酒，又端呈一盘烤通心面，盘子下压着一条滚边的帕子，露出一角来。厉先生展开那绣了栀子花的帕子细赏了一番——那是陶儿姐紧赶着绣出来的，她都是悄没声地窝在屋里描稿劈线打籽绣，我在她旁边仔细地瞧，晚上灯点得暗，直至瞧着眼酸，我才兜住桌角眯住了。梦里是陶儿姐一张湿答答的脸，忽而转过头来迎春似的笑，愈来愈远，愈来愈模糊，在秦淮河的尽头缓然漫灭了。我抻臂在空气里胡抓了一把，陶儿姐头也不抬，在一旁笑道：“魇着了就回阁楼睡去。”待回阁楼里，我直把中衣一脱，慢吞吞到洗衣房里将裤上的脏污洗干净了。
厉先生将手帕叠好放进大衣口袋里，从贴兜里摸出怀表确认时间。大厅中我们好像二十个透明人一般，坐在桌子两边，一排十人，均穿白衣，接受检阅一般挺直着背。正对着我的那扇彩铅玻璃透过两棵山毛榉的影子，穿过我的身体投射在桌布上，依次过去的窗户分别是一棵黄杨树、两棵冷杉、半株广玉兰……再往后便看不见了，黑暗静静地吞咽着壁灯滴滴落落的光。
男孩们一味吃粥，伊丹姆姆则问起厉先生父亲的近况。他说他父亲身体还硬朗，忙着为矿务上的哪个公司牵线搭桥而抽不开身，因此他替资助这座修道院的父亲来看望他们，会住一个多月。我低着头看碗，余光只悄悄往厉先生身上瞥，他父亲是大商人，他也端得一派做生意的和气样子；而我父亲大概已看出我没有做买卖的天赋，因此早早把家里的粉面厂留给了哥哥姐姐管，生了长子的姨娘自然也泼辣起来。我母亲难产走了，只在相片里穿着素色旗袍，撑着洋伞，两条腿一前一后斜斜倚着，怯怯的。院里的其他姆姆总嫌我做事不爽利，因而我总怀疑自己在举止方面遗传了母亲。
翌日我们一早起来照例打扫、抄经、酿酒，厉先生却睡到快日上三竿才起来，背着手看我们抹地。我躬着身，做出一番勤谨样子，心底里却昂着头。午餐时他只吃了几口，陶儿姐问他怎得了，他笑道：“平日这个时候才往茶楼里去，直吃茶到晌午，许还要摆开桌子吃酒呢！”
陶儿姐只道：“罢了，我曾经不也是这样！白日里吃茶，晚间里泡澡，不怪别人说，这些个浪荡人呢，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
我被她逗笑了，然而其他孩子只眼观鼻鼻观心地静默着，只有她那双弯月眼投来一片毛茸茸的柔和。
剩下的半场饭，厉先生吃得慢，一边和陶儿姐闲话。我支着耳朵听他们细节的弦外之音，惶惶多疑，忐忑不安，然而厉先生仍是顶文雅地谈天，介绍小券门转到外面去的挹江门小陶园，城垛逶迤，浩浩江水，白墙黑瓦，熙熙攘攘。他被分在洋行的分支机构做采矿设备进出口的登记，银行左转便是红公爵酒社，供周末消遣；西班牙宫廷式的电影院窗上总张贴着好大一幅海报，上书“风云儿女”四个大字。一场饭下来什么也没有，我当知该喜，却觉自己如此十分可笑。
在修道院时，最无趣的就是做弥撒的日子。教会的科尔德神父大半月来一次，讲经、唱诗、领圣餐。神父长着棕色大胡子，笑声如雷动，解析福音时却让人昏昏欲睡，他说当时犹太人祷告的亚兰语Maranatha[2]是早期对教会信仰的写照，就像古罗马大户人家出行时管家、仆人和孩子会齐声喊道“主啊我愿你来”！接着他又翻来覆去地讲授天主的荣美，要我们渴望主来，将一句话搓扁拉长，从一端讲到另一端，又绕成圆圈再来一遍。我听得打盹儿，朝挂钟一看，时间竟然才过去了一刻钟。
我只能任由我的脑袋往前一点一垂，忽而却是陶儿姐站在我身侧，道：“跟上我。”我心下奇怪，跟着走了好一截子路，才恍然发现这是个宜爽的晚春，满街悬着五彩的床单和衣衫，顶头遥望是布庄染出的九十春光。金川河边蓝水新涨，下关的篷船荡波似缎，艄公站在船头推桨，水面破成碎银的闪光。光斑点点的树影下行人来来去去，我惊得回头去寻，陶儿姐的黑衣黑帽竟化成樱粉滚金边儿的高领旗袍，脚下一双软绸高跟，面如夭桃。
肩膀被人一拍，厉先生笑道：“你不认真听，神父可看在眼里呢。”
我定了片刻，反唇道：“啰唆无用，你要听，便听吧。”
他并不生气，只道：“絮叨也有絮叨的好处，像这女朋友写情书来说些爱也想也念也，若不翻些车轱辘话来回她，只能是捏着笔发呆，搜肠刮肚一番后仅写出三句话，倒是笔墨淌出来滴下一个豆大的黑点，又手忙脚乱去擦。”
我被一语惊醒，警铃大作，终于掀起眼皮子看他：“你有女朋友？”
他微笑道：“你不懂。”
我那时颇为不屑——凭什么不懂？然而待我真正明白这话时，却已做了文洋的丈夫。身边躺着一具瘦削素白的身体，到头来竟只有三句话可供回复：不早了，快睡吧，明天再说。感情到了这步田地，同考试作答已别无二致。
弥撒结束后神父要等候院内的人忏悔，我们排着队去告解亭。轮到我的时候，我十分踌躇，直至掀开帘子走进去都还在思索我近来黏腻的亵裤和对厉先生没由来的怒气。神父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圣号，以温厚的声音诵了一段《圣经》等候我的告罪。然而我终究还是扯了些别的——告解后并没觉到轻松，脖颈涔涔地渗出汗来，反而如负千斤。伊丹姆姆进来整理布道台时，我看着她和蔼的面容总觉得惴惴不安，只好低着头回自己房里，连招呼也忘了打。
后来唯那一次，我笃定了我对厉先生怨怼的由来。那时候凉气浸得深了，夜里一场雨咝咝唆唆地下，像细长的针。我白日里赶早举着个笤帚，一下一下去扫院里的落叶，今日扫完了，下场雨，明日里又有新卷下来的叶子，仿佛没有个尽头。就是在这很平常的一天中，我听着回廊花园里飘来一阵窸窸窣窣的笑声，似近似远，唱和一般。从教堂两边延伸出去是两个花园，东向的那个，大片的红豆杉下是我叫不出名字的香草，草地间有三条小石砾铺成的小路，可以一路往山上走，只是入口处已被铁丝网封死了；西向的那个是回廊样式，顶上的爬藤茉莉投荫当庭，廊下绿茸茸的豌豆四季常青，叠着罗勒相互掩映。我一路俯身拔草，拐着柱子远远一瞧，陶儿姐坐在石砌的围墙上，腿上搁着一本拜伦的诗集，长衫垂下来，两只脚踝在衣影中若隐若现，咯咯地笑个不停。厉先生跌坐在墙下，衣裳上倒沾了许多泥污。
陶儿姐拍手道：“叫你逞能，摔了去吧！”
厉先生放声笑道：“没能把你连带着绊下来，我十分后悔来的！”
一簇火引点着了线，这爆竹便炸裂开来，一路从脚底往头上升腾。
怎么不跌到缸里去呢？
或者跌到柱子上撞破了头也好！
冷风呼到人脸上，冰得刺骨。我被自己这念头吓了一跳，触电般缩了缩臂膀，怀着怨恨退了出去。怎么来的，又怎么回去，仍旧去扫院里的落叶，只是每挥一回胳臂，帚毛就在地上印下一个张牙舞爪的印。
祥和的时候，时间在一条平坦的直线上流失，不过到了某些时刻便急转直下，像从抛物线顶端坠下去一样，快得连记忆都缥缈不定——就如我为厉先生整理内务那天，那时许多细节或许都已记错了，唯有那一阵虚弱的心痛，是十分清楚的。那日我往他的房间去，在穿堂转角处撞见陶儿姐从他屋里出来，穿着我恍然梦里的那件樱粉滚金边儿旗袍，走得很急，看也不看我。我进去把茶沏好，把褥子收拾了，方看到桌上一封展开的信。我本无意探查，但那信的结尾却实在夺人眼球，娟秀的字体刻了“吻你，盼你”四个字在纸上，落款是一枚红粉色的唇印。我忽地心头一震，快步走出去。哪里都没有陶儿姐，修道院这么大，不知要到哪里去找。从房子里走出去不到半圈，却听得月门后传来陶儿姐的声音：“永旭，你过来。”说罢拉着我沿着月门向外走，她力气很大，我几乎被她拽得双脚离地。直来到一个堆灰的杂物房，她锁起门，忙慌慌地开始解领口的钮子，总拧不开。后颈的头发垂到胸前，作对一样，和那扣眼混缠在一起。然而很快地，她渐渐在我面前泣不成声，脱了一半的外袍摊在她身上，倚在我身上抱着我，几颗泪砸到我衣领上，一层一层落下去，在我心肉上狠狠这么一撞。我感到婴儿似的隔阂的无力与恐惧，但那恐惧很快消失在陶儿姐抽噎的哭声中。我蹲在她身边说了许多咒骂姓厉那厮的浑话，泪水洇满她的脸，我几乎也要落泪了。她低声呜咽了会儿，却站起来拿袍角抹了把脸，把水痕吸干了，只剩些灰土飞在脸上，似乎什么都不曾发生过。
后来不知怎的，渐渐传出些金陵封城的消息。一开始只是挑夫紧张，走在街上能看到掮客们脚步甚急，来回都不曾歇停；再后来是那些个散货船的货物杂了起来，牲畜谷物竟放在一起下水，起锚时汽笛呜呜地叫起一阵诡异的不安。黑云压城，提心多疑，城内的许多雇员都乘船溯江而上，飞鸿码头、日清码头、美最时码头云云泊船如墙；也有人乘火车沿津浦线北上的，站内人员上下如梭。
每天大清早仍旧是报童喊着号外，把院里的人全吵起来。依旧照往日排成长队，默不作声地洗脸，互相交换着眼神。
院里的姆姆们禁止我们谈论外面的事。我前阵子探听城南军队，伊丹姆姆便作势威胁要罚我扫一周便坑，然而这不能阻止恐慌的蔓延。厉先生还是和我们一起吃饭，但看起来心神不宁，我们一起唱谢饭歌，声音里带着一种黏滞的忧愁。
厉先生手上的饭举了又放，到底还是开口道：“我不日便要走了。”
我们仍然噤声，这并不出乎所料。陶儿姐似是只关心面前的碗，就着菜汤把面包吃了。于是气氛冷下来，厉先生声音亦愈来愈小：“我父亲叫我随他去重庆。你们听姆姆们的话，院里窝的食物够得吃，这里他们不敢乱来，就算真开仗，几天也就过去了。千万不要溜了去，子弹不长眼……”我心知肚明这话是说给陶儿姐听的。
明面上的事儿大家多少都知道——六百里外吃了败仗，上海失守，传到南京城已人心惶惶。金陵成了沟底的腐水，绵延滋生着焦虑。只道这里靠飞将军[3]的师压着，都是些残兵伤将，将军却在夫子庙听戏嫖娼。
他最后添上一句：“我等你们长大。”
我忽然觉得悲哀，并不为谁。
[1]美国汽车品牌，二战时曾生产军用皮卡。
[2]意为主快来吧。
[3]指孙元良。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十月·长篇小说》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