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迎春，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现为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文学批评、创意写作。著有《历史之思与心灵之困：当代作家症候研究》。

从异质空间中建构新的成长与疗愈机制

樊迎春

从“欲兴一国之民，不可不先兴一国之小说”开始，“小说”在近现代历经漫长的发展变革，始终担负社会历史层面的记录、阐释、批判等重任，在宏大历史远去的年代，它似乎逐渐回归其来处，回到街头巷尾，回到民间生活，回到言说与传播的基本功能。对今天的作者和读者来说，小说的创作、阅读、研究似乎总是与个人情绪有关，作者需要通过“讲故事”完成表达与抒发，读者则通过“读故事”实现共情与发泄，作者和读者未必在同一层面上互相理解，但他们在各自的情绪进程中感知到“释放”与“疗愈”。对很多出生于2000年之后的作者来说，关注个人的心理与情绪是最重要的写作动机，讲述自我与他人的故事便是最重要的“社会历史”。本期的两篇作品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再造空间的方式构建成长与疗愈机制，两位年轻的作者也向读者展现了极具个人特色的想象力与叙事方式。

邵川其的《小红娘》以孩童阿秋的视角展开故事，这种现代以来被广泛使用的不可靠叙事在带领读者拼凑完整的故事情节时，也产生了别样的艺术效果。在阿秋的视角下，小哑巴、金果儿是她唯二的“朋友”，他们互帮互助、“惺惺相惜”。然而，读者们都知道，哑巴、傻子、学龄前儿童构成的三人组合显然是村子里的异类，更别提会得到任何的理解和包容。小说通过三人相处的几个细节，暴露了当下乡土社会中存在的养老、育儿、治安、婚恋、弱势群体帮扶等结构性难题，也悄然藏匿了一段知青遗留的历史悲剧。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容纳了诸多复杂性的异质空间正是城市化进程高速发展之下，我们必须直面的作为“普遍现象”的乡村真实。然而，阿秋视角中的这一空间不过是自己出生、成长、和奶奶共同生活八年的地方，当爸爸把奶奶、行李以及她自己都塞入小卡车，当卡车开过了那个被称为秘密基地的“蛤蟆坑”，阿秋只好相信两个朋友是“一起过生活了”——这是阿秋与童年的告别，是她的“成长仪式”，从此山高水阔，“村庄”和“蛤蟆坑”都将作为记忆泯然于岁月。阿秋会长大，会治愈朋友失散的创伤，但更需要成长和疗愈的，是阿秋背后的叙事者，是叙事者背后的隐含作者。年轻的创作者已经开始“回忆”童年了，以搭建异质空间的方式，容纳那些不足为外人道却融入了生命经验的温暖与残酷。

相较而言，刘依檬的《归元寺》讲述的故事更为新鲜，直面了我们在疫情之后需要处理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只包括身体所受的直接影响，更包括精神、情绪层面遭遇的压力，包括学会如何告别、如何放下等生命课题。当然，在这些直观的问题背后，《归元寺》隐匿的线索是“我”和表哥遭遇的家庭创伤，乃至姑妈度过的人生坎坷。刘依檬以颇有新意的“味盲”联结昨天与今日，原来“盲”的可能远远不只我们的嗅觉或味觉，还有历经“艰难时世”的你、我与他的内心。在刘依檬笔下，“解药”就盛开在触手可及的“归元寺”中。作为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空间，归元寺在小说中除了是风景名胜外，也是让人吐露真心之所，圣俗在此相依、相离，误会在此开解、冰释，记忆在此清晰、褪色。“归元”的魅力或许正在于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总是能够用其他感官的直觉来描述味觉，我们又何必恐惧“味盲”？那么，我们也不必恐惧那些与记忆有关的人和事的消逝，因为属于“人之元”的理解、共情、友爱从未真正缺失。某种意义上说，对于在当下城市生活中疲于奔命的青年男女来说，可能也唯有圣俗并存的寺庙还能让他们短暂卸下防备，才能让他们说几句真话、听几句“神启”。作为“文学空间”的归元寺以坚守人性底线的方式疗愈了在它的怀抱中倾诉与流泪的痴情儿女。

邵川其以不可靠叙事编织故事，以孩童眼中的时间、空间与人物为中介，翩然踏入乡野之境中的成长隐痛；刘依檬捕捉感官与直觉，深究记忆中的爱与痛，归元寺成为坦诚与理解之所，成为最有效最终级的释怀与铭记。两位同学的创作都有生涩之处，段落之中也颇多矫情与过度修饰之感，流露出表达的急切与观念的过度支配，这可能也是某种写作训练中的“共性”。不管是在“创意新力量”还是在具体的课堂教学实践中，笔者都能感受到当下青年写作者内心涌动的一种重要情绪，即为“受伤害者”发声。这些“受伤害者”可能到不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程度，但在远离大历史的挫折与温饱的焦虑后，他们在成长、家庭、求学、工作中历经的痛苦、不公以及持续的折磨正在被看见、被描述、被写入故事，文学正在以持续更新的方式建构新的疗愈机制，应对新的时间与人群，应对新的伤痛与困境。笔者愿意——希望读者们也多些耐心——给予他们建造自己“异质性空间”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