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1日，著名作家刘恒做客北京大学“小说家讲堂”，为同学们带来一场题为“闹钟和鞋底以及心情”的讲座。本次讲座是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系列讲座的第二十四讲，由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李洱主持。

讲座伊始，李洱教授首先向同学们介绍了刘恒的创作经历与成就。李洱教授说，刘恒老师的创作，贯穿新时期、新时代文学史，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新时期以来，刘恒老师无论是书写历史还是书写现实，始终直面人性的复杂性，直面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厄。刘恒老师的作品，是当代少有的让人百感交集的作品。李洱教授坦言，读刘恒老师的作品，无论是小说、电影、电视剧还是戏剧、都会感到疼痛。李洱教授认为，刘恒老师的作品，是真正具有现实感的作品。他特别强调，他没有用“现实主义”这个词，用的是“现实感”这个词。这是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按照以赛亚·伯林的说法，现实感指的是一种能力，一种洞察具体历史情景、理解复杂现实关系的能力，它反对教条与抽象，尊重多元与具体经验，只有杰出的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小说家，才具有这样的现实感，具备体察微妙关系的能力。如果用中国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话来说，那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这个时代，小说家不仅要体察，“究”而且“通”，还要通过自己的创作，反思、呈现并艰难地提出自己的诉求。李洱教授说，我们应该把刘恒老师的《苍河白日梦》《黑的雪》《逍遥颂》等重要小说放在这个层面去理解，也应该把刘恒老师的影视作品《秋菊打官司》《菊豆》《集结号》《金陵十三钗》《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包括话剧作品《窝头会馆》，放在这个层面去理解。这些作品写尽了普通人的穷困、挣扎、隐忍、善意和无奈。我们从中看到了慈悲，而当我们用刘恒老师慈悲的目光看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可怜的人；我们也从中看到了刘恒老师对因果的冷静追问，而当我们用因果关系去看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并不都是无辜的人。但是，与此同时，刘恒老师的作品又充满了情义、情感和情怀，是“有情的文学”。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刘恒老师的作品具有直抵人心、并且抚慰人心的力量。

李洱教授向同学们介绍刘恒的创作经历与成就

面对李洱教授的赞誉，刘恒以其一贯的谦逊与幽默作了回应。他还坦言，随着年龄的增长，面对台下以“00后”为主的年轻面孔，他更愿意抛开空泛的宏大叙事，从具体的生命体验出发来分享感悟，所以将原本拟定的宏大题目“天地人”具象化为了三个极具日常质感的词汇：闹钟、鞋底、心情，以此分别对应关于时间、空间与个体的思辨。

刘恒在“小说家讲堂”

刘恒首先从“闹钟”切入，探讨了“时间”这一冷酷而绝对的存在。他指出，时间是独立于人存在的“身外之物”，但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却被时间无情地刻画。他将人生的长度比作四季，每个季节人们会追求一些东西，也会失去一些东西：三十岁以前是播种与生发的“春天”，人们追求知识与爱情，丢失的是单纯；三十岁到五十岁的“夏天”，人们在社会中激烈搏杀，追逐名利、物质与社会地位，甚至以名车豪宅作为互相攀比的“勋章”，丢失的是社会与他人的“宠爱”；五十岁至七十岁的“秋天”，人们开始衰老，在意职业生涯的盖棺定论，并为血缘后代铺路，丢失的是自己的记忆；而过了七十岁进入晚年“冬天”，人生的焦点便剩下健康与长寿，丢失的东西也成为了生命。刘恒回忆近期参加战友聚会时的情景，年逾古稀的战友们聚在一起探讨的热门话题是“哪里的墓地风水好、价格便宜且方便儿女祭拜”。他借此提醒年轻学子，如果从生命的冬天反观当下的人生路径，许多曾经无比执着的追求，其权重都会发生剧烈的变化。

让刘恒对生命消亡产生痛彻骨髓的感受的，是母亲的离世。在疫情期间的河北某殡仪馆，他目睹了生命走向终结时近乎荒诞的工业化图景：上百辆豪华的殡葬车排着长队，殡仪馆内部犹如巨大的轧钢车间，逝者的遗体被放在有编号的担架车上等着叫号，随后便顺着传送带被送入防风帘后的焚尸炉。在收取骨灰时，工作人员则用极其程式化的吉祥话术，拿着带有磁铁的金属工具捣碎骨灰并吸出棺木的铁钉，最后将骨灰按部位分层叠放于狭小的骨灰盒中。刘恒指出，他之所以说这些，并非是宣扬悲观主义，而是呼吁大家正视生命的脆弱与宝贵，想清楚自己要怎样认识生的意义，怎样好好活着。

关于时间，刘恒还强调说，人们有时无法预测生命起点与终点之间的长度。他痛心地提及当下被激烈竞争压垮而选择轻生的年轻人以及那些选择“躺平”、提前宣告精神死亡的群体，并诚挚地告诫同学们，时间是有伸缩性的，如果我们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里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时间就被充分利用，甚至被变相延长了；反之，如果我们做了一些毫无意义甚至错误的事情，时间就被白白挥霍掉了。因此，在这个信息和数据的“奴隶制时代”，绝不能将宝贵的时间挥霍在无意义的内耗和网络数据的裹挟中，成为别人的材料，而应当学会控制自己的时间，把时间投入到真正有价值的事物上。

随后，刘恒将话题转向“鞋底”，借此阐发对“地”及其所指的“环境”的理解。鞋底代表着我们这双脚在地球表面所占据的空间，也是我们身处的环境与位置。刘恒犀利地指出，当下的年轻人正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大环境。意识形态的对立与资源争夺的白热化，让生存的竞争法则变得异常残酷。作为一名资深创作者，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对社会结构尤其是文化产业的“核武器级别”的冲击。他坦言，传统出版业利润断崖式下跌，影视行业在资本与AI的夹击下正面临着深刻的洗牌，大量项目被砍，创作者的生存空间被极度压缩。在资本狂热追逐利润的碾压下，我们过去引以为傲的“文字手艺”与深刻的思想正面临变得廉价的危险。

面对这样的现实，刘恒直言不讳，他认为在一个机枪疯狂扫射的时代，拿着原始的匕首去搏斗注定会失败。年轻人必须思考自己知识的“变现能力”，要敢于进行“激进创新”，杀出一条血路，哪怕遍体鳞伤也不能退缩。他还抛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相较于那些可能带来更大混乱的“野蛮的‘利他’主义者”，做一个对自我生命负责、不给社会添乱的“朴素的利己主义者”，或许更是当下维持社会稳定与个体尊严的基石。

最后，刘恒将焦点落在了“心情”与“人”的自我构建上。他认为，在这个混乱的空间里，个体面对的最大竞争对手不是敌人，也不是压制人的环境，而是我们内心的自卑、怯懦、虚荣、惰性、盲目与冷漠。刘恒指出，要战胜自己，首先要有自我反省的能力，承认并看清自己的弱点，不能固步自封；其次还要学会“放下”，不要过于执着某些东西。他引用航天专家关于“减少导弹燃料反而增加射程”的隐喻，告诫年轻人不要把名誉、权力、大房子等一切重负都塞进人生的篮子里，轻装上阵才能走得更远。

结合一生的阅历，刘恒提炼了自己坚持的“四个基本原则”：第一，面对世界的无限性，必须充分认识自身的有限性，绝不陷入偏执和片面的境地，学会原谅他人与社会的局限；第二，抓住我们的看家本领，我们和世界搏斗的武器只有文字和语言。在“笔头文字”方面，要关注两种实用的文字——合同和广告词。此外，在当下这个时代，“口头表达”的能力甚至更为重要，那代表了AI无法完全替代的动员力与说服力；第三，成败永远取决于行动，空有宏图大志而无行动勇气只会一事无成；第四，想清楚自己要成为怎样的人。即便无法成为拯救世界的大英雄，至少可以通过释放善意，为身边的亲人和陌生人创造实实在在的幸福。最后，刘恒真挚地祝福在座的所有人为自我而战斗，怀着梦想去夺取属于自己的幸福。

演讲结束后，李洱教授总结道，刘恒老师的演讲并非单纯传授写作的技术，而是讲授了如何洞察“天地人”关系的人生哲学，这正是中国文化最核心的内容，由此体现了刘恒老师对青年人的关爱和期望。

在互动问答环节，刘恒与同学们就人应该为什么而活、如何拯救身处困境的青年等问题进行了真诚的交流，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提问互动环节

讲座结束后，刘恒为同学们签名

参与讲座的嘉宾合影

撰稿：鲁沛怡

摄影：齐欣欣

编辑：鲁沛怡